财政性教育投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分析

   内容本文对我国1979-2010年期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处理,构建向量自回归函数和脉冲响应函数,研究我国财政性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从实证分析结论看,第一,我国经济增长中,投资于教育方面比投资于物质资本方面更为合算,财政性教育投资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重推动力;第二,在政府教育投资中教育基建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作用比其它部分更为显著,逐步调整现有的不合理的教育投资使用结构;第三,考虑到我国财政性教育投资效应的这些特点,政府需合理地选择政策实施的时机。 
  关键词教育投资结构 经济增长 动态影响 
  财政性教育投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一)变量的选择和数据的收集 
  本文对教育定义为在校各类教育,包括小学、初高中、大学等、成人教育,不包括自学、自考形式的教育和社会培训形式的教育。本文所研究的教育投资是指财政性教育投资,对于财政性教育投资结构,考虑预算内事业费和基建投资。1979-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按照历年GDP指数折算成GDP(1990不变价),并根据历年GDP指数(上年=100)推算出GDP价格指数,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1979-2010年财政性教育投资Ic,按照GDP价格指数折算成1990不变价,其中1991年以前财政性教育经费取自《中国统计年鉴(1994)》,1991-201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取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1979-2010年教育事业费Isy和教育基建投资Ijj的数据取自《中国财政统计年鉴2011》,其中包括各部门事业费中用于教育的支出。本文采用eviews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相关分析。 
  (二)对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先对每年GDP、Ic、Isy 、Ijj的数据取对数。本文采用的是ADF检验形式,按AIC准则取滞后项数。其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检验结果为LGDP、LIc、LIjj为I(1)单整,LIsy为I(2)单整。下面我们就Ic、Ijj对GDP的冲击效应进行分析。 
  (三)建立VAR模型及相应的脉冲响应函数 
  我们利用非结构化的VAR模型分析Ic、Ijj对GDP的冲击效应,即在扰动项上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全部采用简单的两变量VAR模型,假定其它变量不变以利于分析。这里为了保证系统的平稳性,在此我们采用变量对数水平的一次差分构成脉冲响应函数ΔLGDP=LGDP-LGDP(-1),ΔLIc=LIc-LIc(-1),ΔLIjj=LIjj-LIjj(-1)。 
  本文采用似然比检验来确定脉冲响应函数的滞后阶数,并且通过AIC准则验证结论是一致的。 
  1.LGDP、LIc。计算P0阶滞后期、P1阶滞后期的最大对数似然值,得出似然比检验的统计量(其中对样本观察值采取了西姆斯在1980年提出的似然比检验修正方法),比较可知VAR模型的滞后阶数应取2,ΔLGDP和ΔLIc为VAR(2)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如图1所示(横坐标表示冲击发生后的时间间隔,纵坐标表示冲击的力度,图中的实线表示脉冲响应曲线,虚线表示置信水平为5%的置信区间曲线)。 
  具体轨迹为当Ic增长率冲击发生后,GDP增长率2年后才开始出现正向反应,大约在1年后达到最大值。Ic增长率提高一个百分点,GDP增长率上升0.0073个百分点。此后,冲击力度开始减弱,并于第六年的第二季度左右减弱为0。随后,GDP的增长率开始出现微弱的反向反应,7年后达到负的最大值,此时GDP增长率下降了0.0023个百分点,在9年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周期。并在9年到12年时又形成一个较前更为微弱的正向冲击,12年后归于0。 
  上述分析表明,GDP在两年后才开始对Ic的冲击形成正向反应,Ic对GDP形成的正向影响时滞较短,基本上在1年后就达到最大值。此外,Ic对GDP的累积正影响为0.0142,这意味着Ic增长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导致GDP增长率累积提高0.0142个百分点。 
  2.LGDP、LIjj。ΔLGDP和ΔLIjj为VAR(2)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如图2。 
  具体轨迹为当Ijj增长率冲击发生后,GDP增长率1年后开始出现正向反应,大约在3年后达到最大值。Ijj增长率提高一个百分点,GDP增长率上升0.0061个百分点。此后,冲击力度开始减弱,并于到第6年左右减弱为0。随后,GDP的增长率开始出现微弱的反向反应,6年后达到负的最大值,此时GDP增长率下降了0.0024个百分点,在8.5年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周期。并在之后到12年时又形成一个较前更为微弱的正向冲击,12年后归于0。 
  上述分析表明,GDP在1年后才开始对Ijj的冲击形成正向反应,Ijj对GDP形成的正向影响时滞较长,基本上在2年后达到最大值。此外,Ijj对GDP的累积正影响为0.0124,这意味着Ijj增长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导致GDP增长率累积提高0.0124个百分点。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出Ic和Ijj共同之处在于,均为正向冲击大于反向冲击,并大约在8.5-9年后均完成一个周期,12年后冲击消失。Ic对GDP的累积正影响为0.0142,Ijj对GDP的累积正影响为0.0124,Ijj对GDP的累积正影响占Ic对GDP的累积正影响的87.32%。由此可见,教育投资对于GDP都有一个1-2年的滞后期,有一定的影响力,随时间逐渐衰减,但持续时间较长。 
  (四)方差分解分析 
  从对GDP增长率预测误差解释能力的方差分解结果表2来看,起初Ic对GDP的增长率误差的解释能力并不稳定,从第四期开始方差分解的结果基本稳定,Ic对GDP的增长率误差的解释能力加大并稳定在13%左右。从对GDP增长率预测误差解释能力的方差分解结果表3来看,起初Ijj对GDP的增长率误差的解释能力并不稳定,从第六期开始方差分解的结果基本稳定,Ijj对GDP的增长率误差的解释能力稳定在10%-11%之间。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出Ic的解释力为13%左右,Ijj的解释力为10%-11%之间,也仅比Ic差2%左右。结果表明从教育结构上讲,Ijj在教育投资中对GDP增长的作用更为显著。
  结论及建议 
  第一,教育投资对于GDP有一定的影响力,随时间逐渐衰减,但持续时间较长。从方差分解的分析结果看,财政性教育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误差的解释能力稳定时在13%左右。因此,财政性教育投资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重推动力,政府通过加大财政性教育投资的力度,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教育体制改革,加大了对教育投入力度,我国教育财政逐步形成了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多元化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体制。财政性教育投资近年来开始出现了逐年增长的态势,但由于受到中央政府教育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以及各级财政规模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教育支出能力有一定的限度,一些地区由于教育经费短缺、地区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还未得到解决。 
  第二,财政性教育投资的使用结构需调整。从利用向量自回归和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看,教育基建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累积正影响占财政性教育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累积正影响的87.32%;从方差分解的分析结果看,财政性教育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误差的解释能力稳定时在13%左右,教育基建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误差的解释能力稳定时在10%-11%之间,说明了在政府教育投资中教育基建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作用比其它部分更为显著。 
  一般讲来,经济结构决定教育结构,同时,教育结构也会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而教育经费的支出结构决定着教育结构。当前我国教育事业费在全部教育经费中的比例偏大,而基建支出相对偏小。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教育投资总量不足。因此,在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下,努力增加教育投资总量,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前提。 
  从另一角度来看,我国的教育经费一直都是严重不足的。而且,我国财政性教育投资方面实际上存在着效率损失问题。教育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必须追求教育资源使用效率最大化,即以最小的教育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如果把大量的稀缺资本投到教育上去,收益却比投到其他产业低效,这样就会形成浪费。效率损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就包括财政性教育投资的使用结构。如果财政性教育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得不到有效地调整,则势必影响财政性教育投资的产出效益。 
  可见,我们不但加强教育投资增量调整,也逐步调整现有不合理的教育投资使用结构一方面,应当采取措施,节约教育事业费的开支;另一方面,相对地提高学校基建投资的比重,如改造教学建筑和设施,改善教师住房条件,购置和更新必的教学设备和图书资料等。 
  第三,教育投资对于国内生产总值都有一个1-2年的滞后期,随时间逐渐衰减,但持续时间较长。当财政性教育投资增长率冲击发生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2年后才开始出现正向反应,影响时滞较短,大约在1年后达到最大值。当教育基建投资增长率冲击发生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年后开始出现正向反应,影响时滞略长,大约在3年后达到最大值。财政性教育投资和教育基建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持续时间很长,随后缓慢波动,逐渐衰减,直到12年后才会完全消失。考虑到我国财政性教育投资效应的特点,政府需根据不同的情况合理地选择政策实施的时机。一方面,政府需通过比较现实国内生产总值和潜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而对经济运行状况有一个准确的定位,然后提前谨慎地调整财政性教育投资的力度,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另一方面,政府需根据财政性教育投资使用结构的具体状况,提前谨慎地对不合理的教育投资使用结构做适应性调整,以促进财政性教育投资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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